贾谊是一个天才，却因时代与个人的问题成了政治牺牲品。惜哉，贾生。
治国思想上贾谊儒法结合，既批判秦朝太重刑法，亦不囿于儒术，而是根据时势确定符合实际的策略。时而以儒，时而以法。正如他在治安策中说「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他将仁义比于小刀，法制比于大斧，对待诸侯王这样的「硬骨头」小刀无用，必以大斧。对待大臣他又有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思想，周勃是导致他被贬的人，可文帝将周勃下狱，查明无罪又释放后，贾谊却以此讥之，在他来看大臣是不能受这种侮辱的。汉朝中期即是儒法结合即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思路，这一点上，贾谊可说是较为领先于时代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三个段落对屈原进行了评价：
1、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写屈原的才能之高。
2、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屈原的人格及其《离骚》等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3、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表现了作者对屈原作品的理解及最后悲剧结局的愤慨。
匿名回答于2021-01-14 16:23:20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的最后对屈原的评价：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释义：太史公（指司马迁自己）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伤他的志向不能实现。途径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尝不流下眼泪，追怀他的为人。
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却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鵩鸟赋》，把生和死等同看待，认为被贬和任用是不重要的，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
匿名回答于2021-01-14 16:23:44
贾谊终究是和屈原一样的人啊，一样的忠君敬事的执念，一样地执着于社稷苍生。太史公又何尝不是呢，执着于他的家族使命，执着于未尽的事业，忍辱苟活！
“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太史公如是说。屈原的死，犹如泰山压在太史公的心头，士大夫的气节使他，也想像屈原那样毅然决然地赴死，可是，他的死只能如鸿毛般不留痕迹。
贾谊的《鵩鸟赋》无疑是太史公求死不能时的宽心剂，文中说道，要把生和死等量齐观，要把官场上的去和就看得很淡，太史公不由得“爽然自失”了：死，为背负社稷之重；生，亦为天下苍生！哪里还用得着分轻重呢。
匿名回答于2022-01-09 06:01:13
司马迁对两个人的评价不同。
司马迁到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见他对屈原的仰慕、崇敬以及高度评价。贾谊则“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认为屈原何必以身殉国呢,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呢?不相同。司马迁非常仰慕屈原高尚的为人,予以高度评价;而贾谊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可以保全自己。
匿名回答于2022-01-09 06:51:35
司马迁非常仰慕屈原高尚的为人,予以高度评价;而贾谊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可以保全自己。
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
匿名回答于2022-01-09 08:1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