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回答于2019-05-29 19:14:54
一、“安内必先攘外”说。当时诸葛亮认为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蜀内部，内部“东州派”和“益州派”的派系之争，使诸葛亮忧患重重，担心祸岀萧墙之内。在这样的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很有利的，这是诸葛亮为什么北伐的第一个原因。
二、魏是蜀之敌国，是蜀之存亡的最大威胁， 魏之于蜀，可谓亡我之心不死。蜀不攻魏，魏也将攻蜀。魏一旦南侵，蜀本就国力羸弱，又因遭夷陵之败，元气大伤，如何拒挡？这是亡国之祸，这种态势对蜀来讲说“危如累卵”一点不过份！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诸葛亮岂能因苟安于一时而对魏的威胁掉以轻心，视若无睹，而不作未雨稠缪之备！实际上出师表中“今天下三分……”之语在前，己几乎是指明了“疲弊”的原因，表明了诸葛亮之忧在何处。所以，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以攻为守。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不以攻为守，只能坐以待毙，在进攻中寻找机会，还可能有一线生机。况且，守蜀须守于蜀境外，所谓“若无汉中，是无蜀也”。夫千里秦岭，到处有外敌可侵入的谷口，如子午谷、斜谷、阴安关、阴平关等等，防不胜防。兵力较小的蜀汉，与其分兵于无数谷口，不如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使敌疲于应付，无暇攻我。
三、结盟关系须稳固。在诸葛北伐前一年，蓸丕亡，吴孙权已先期兴兵进攻曹魏，挥师进围江夏，旋又转击襄阳，虽被阻退，但蜀和吴是盟国，再不兴师，岂不失信于吴？与吴结盟十分重要，事实上，后来诸葛屡次北伐，吴皆发兵策应配合。也唯此，三国鼎立局面才得以维持数十年。
匿名回答于2019-05-29 20:03:37
匿名回答于2019-05-29 21:59:12
我们知道，一两场战争的胜负可以有以少胜多，可以靠奇谋妙计，但国与国之间胜败往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蜀国在后主刘禅的时代，国力明显不如魏国。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述吴国人张俨的《默记》，从地盘和人口来做比较，蜀国和魏国的国力大约是一比九的关系。所以在蜀国的方面来看，联吴抗曹是很必要的战略方针。以这样的国力差距，魏国之所以没能吞并蜀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蜀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就是李白在诗里说过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国凭借道路的险阻，正如吴国凭借长江天险，这才能够把魏国大军拒之门外。我们通观历史，就会发现蜀国占有的四川一带历来都是皇帝避难或者军阀割据的好地方。只要据有四川，就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无论敌人有多强大，都很难攻得进来。
蜀道难，对四川人和四川以外的人都一样难，所以蜀国虽然易守难攻，但要走出蜀道，对外用兵，自己也很吃力。我在讲《昭明文选》的时候讲过陆机的一篇《五等诸侯论》，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另外一篇名文《辩亡论》，内容是分析吴国从兴盛到灭亡的原因，其中提到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发兵去打孙权，军队虽然调动了很多，但打不出力道，这就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不但出蜀的山路很窄，水路也很窄，就算有百万雄兵，也只能排成很窄的队列慢慢行军。当时吴国的指挥官是陆机的祖父陆逊，陆逊把刘备的大军比作长蛇，蛇的身子太长，首尾没法呼应。
刘备的溃败原因，诸葛亮不会看不懂。后来诸葛亮亲自指挥北伐，对蜀道之难更有亲身感触。每出一次兵，不但行军不便，后勤供给更不方便。那么诸葛亮为什么非要以悬殊的国力，以利守不利攻的地形，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和魏国死磕呢？
传统上有一种很主流的解释，说正因为蜀国太弱小，所以才要不断进攻。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并不真的是要把仗打赢，这不现实，而是要用不断的进攻迫使魏国始终处于守势，这才可以确保蜀国的安全。否则的话，一旦让魏国采取攻势，以蜀国的国力很难防守得住。这个解释犯了很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都很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只在军事层面来考虑军事问题。
我们考虑问题常常陷入这种单一层面、单一角度的误区，今天最常见的是在经济领域里：为什么有些经济安排非要拧着经济规律来做，不是因为决策者真傻，而是因为事情的背后还有其他因素要大于经济因素。话说回来，如果仅仅从军事层面来看，诸葛亮的北伐无疑是很愚蠢的战略。蜀国明明利守不利攻，每采取一次攻势，对国力的耗损都远远大于魏国，之所以咬牙也要硬打，因为北伐首先打的是政治仗。
（2）征与战
刘备父子的蜀汉政权在四川并没有稳固的根基，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中兴汉朝”这面旗帜的正义性。如果关起门来过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那就意味着合法性的消解，意味着蜀汉皇帝无非是个割据军阀。
一旦合法性消解，内忧马上就会严峻起来，任何臣民都不再有效忠蜀汉政权的义务。而刘备占据四川，原本就是一件以小吞大、仓皇而成的事业，如何安定人心，如何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局面是三国当中最棘手的。刘备败死白帝城之后，恰恰又是主少国疑的状态，内忧其实远比外患来得迫切。
如何平息内忧，对外作战是最经典的办法，这个道理也是我多次讲过的“不是正面解决问题，而是升高一个层面来消解问题”。诸葛亮必须努力标榜蜀汉政权的正统性，这当然需要讨伐“汉贼”。打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了一个绝对充足的理由来使全国进入紧张状态，而只有在紧张状态里，才方便用非同常规的手段调配人手，重新部署人事结构。今天常常有人不理解一些大的公司机构为什么总要靠“搞运动”来突击解决某个问题，而不是在平时去认真执行那些已经很合理的规章制度，其实“搞运动”就是为了制造紧张状态，在这种紧张状态里可以“顺便”解决一些常规状态下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顺便”解决的问题反而才是重点。
在诸葛亮北伐的过程里，魏延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军事方案，他要诸葛亮带领主力部队照常进军，自己带领一支奇兵偷袭魏国腹地。诸葛亮否定了这个计划，这让魏延非常不满，嫌诸葛亮胆子太小，不敢冒险。魏延的这个计划让后来的很多军迷都很着迷，热衷于讨论它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有人觉得诸葛亮不是很好的军事人才，《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这么看，也有人觉得“诸葛一生唯谨慎”，性格谨慎的人不愿意做冒险的事。但我们还可以换到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军事问题：既然诸葛亮的北伐是在打政治仗，是在高调宣示蜀汉政权的正统性，那么任何形式的奇袭，哪怕成功的可能性再高，也是不应该的。
真命天子出兵讨伐叛乱分子，历来都有一套标准的作战流程，原则上是所谓“有征无战”。这个原则从周礼演变为儒家的意识形态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力。
欧阳修的诗里讲过“自古王者师，有征而无战”，自古以来传统就是这样。两个政权只有身份相等才有所谓“交战”，但天子只有一个，所以天子无论去打谁，都叫“征”，或者“伐”，而不叫“战”。“征伐”是天子的特权，是身份高的人去打身份低的人，正义的人去收拾邪恶的人。正义之师当然不该偷偷摸摸，而是要敲着锣，打着鼓，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去打敌人。如果偷袭，当然不能敲锣打鼓，而在“春秋大义”里边，不敲锣打鼓的行军叫做“侵”，“侵略”的“侵”。谁会做“侵”这种事呢？要么是不讲道义的人，要么是没文化的少数民族，即便在战场上打赢了，但在道义上绝对输了。如果诸葛亮用了魏延的计划，“王者之师”的光环也就自然褪色了，北伐战争就变成了两个军阀抢夺地盘的“交战”，而不再是从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上讨贼伐罪的“征伐”。
延续汉朝正统，这是蜀汉政权的立国之本，要用好这件意识形态武器，就必须小心它另一面的锋刃。而我们理解久远的历史，总是有必要留意那些隐藏在事实背后的观念。
匿名回答于2019-05-30 01:4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