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对内统治方式也是非常残酷的，这一点清朝自然不会例外，人民只是极权政治之下的普遍奴隶。举一个例子，清帝国残忍的刑罚体系，清朝沿袭了历朝的“五刑”体系，在正式的刑罚制度中没有监禁刑和罚金刑，有的只有肉刑，极端残忍的各种肉刑，还不能体现这个政府对老百姓的残忍狠毒吗?除此之外，还有祸及子孙家人的“族刑”，“诛三族”、“诛九族”的残忍足以说明这个政府是残害人民的政府。
对于敢于反抗的异端力量，清政府自然会全力镇压，丝毫不会手软。清政府作为执政者，为了维护其执政地位，残忍镇压反抗力量，消灭一切颠覆可能，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至于说清政府对外国列强很怂，这种说法也不是很准确。清政府第一次与西方的国家力量发生接触是乾隆时代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代，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是十分倨傲的，他们认为天朝的富庶强盛，是这些海外蛮夷无法企及的高度。嘉庆时代的阿美士德使团更是失败，连傲慢帝国的皇帝一面都没见到。
当19世纪中叶来临，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的优势再度叩关而来，清政府也并未真的认怂，即便是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条约之时，他们也只是将条约视为羁縻逶迤之策，并没有打算真正遵守条约。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清廷始终将条约视为临时性应急手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洋人的强大军事工业和军事力量才真正慑服清政府。从此之后，清廷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才以妥协为主，清政府也认识到国内反抗是颠覆性的“心腹之患”，西方列强只是有着商业利益所求的“肌肤之患”。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之间，尽管后来经历了中法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对西方列强各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依然是承认既有条约为前提的和平外交。19世纪末，中国国内反洋教势力义和拳运动引发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一度发生巨变，遂有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这场动乱之后，清廷与列强签定《辛丑条约》，这才意味着清政府最终认怂，同时也真正意识到中国制度必须作刮骨疗毒似的改革，彻底走出传统，拥抱现代文明。
匿名回答于2021-05-17 03:25:06
第一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贵华贱夷，闭关锁国，清朝与周边国家维持着长期的和平。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
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第二个时期，19世纪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权观念，但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意识。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
《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美国特使顾盛正是以进京为要挟（这违反所谓朝贡体制），换取了清廷对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利权的让步。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吝惜巨额赔款，却斤斤计较认为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因为公使驻京是对清朝体制的挑战。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产生了危机意识。在受到鸦片战争刺激后，一批爱国开明之士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可惜的是，《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在中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第三个时期，19世纪60至80年代，筹办洋务以自强，以夷制夷维持和局。此时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规定今后“夷人”均称为“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变化。《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中国洋务派开始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大办洋务。
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主要依靠传统的驭夷之术处理中外关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必须以利益为诱饵，是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丧权辱国。
第四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一次图强变法的失败和逐渐丧失抗拒外强的信心。中国人民反抗外强的方式发生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大清帝国竟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既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又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它还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愈加强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以恢复主权为目标。他研究了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后选择了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还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国情不同，戊戌变法由于守旧势力远远超过维新势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中国失去了19世纪最后一次主动变革、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方向的机会。
匿名回答于2021-05-19 03:4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