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这一点，对于评价大内的学术贡献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从组织理论角度看，韦伯方式是“正宗”的组织理论路径，而本尼迪克特方式是“正宗”的文化理论路径。
大内对日本式管理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总结和归纳，并由此提出了Z理论。在他的笔下，美国式管理与日本式管理截然不同。然而，这种模式化的归纳方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失误。
大内自己也承认，任何模式化的做法，都有可能过于简单化。进行模型分析，建模难度是十分大的。原因在于，如果不对现实简化，模型的变量将会十分复杂，甚至复杂到无法衡量；而如果简化过多，就会偏离现实，甚至沦落为同现实不符的纸上作业。从经验和常识的角度看，大内对日本企业特点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对美国企业的概括是否准确就值得推敲。因为他在书中，对美国企业的描述远远没有对日本企业的描述细致，但他却断言“在所有重要方面，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都是截然相反的”（P42）。
发生了某些变化，或者西方的社会环境处于过渡期”（P50）。这一解释的逻辑不自洽处在于：为什么是西方环境处于过渡期而不是日本环境处于过渡期？如果是过渡期，那是一种由何处向何处的过渡？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到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这两种过渡有何不同？对此，大内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推理。
ＺX&Y理论联系起来，大内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与麦格雷戈相关。但如果认真读他们两人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大内和麦格雷戈，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麦格雷戈的Y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包括阿吉里斯的个性与组织关系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麦格雷戈对自治
的强调，阿吉里斯对个性发展的设想，在美国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德鲁克对工业社区自治模式的论证。而大内的Z理论，恰恰强调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取。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业制度的挑战，虽然美国人仍旧忙忙碌碌地保护我们在形式上有点极端的工业制度，但是日本人遏制住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他们强调的是合作。”（P49）
大内强调，日本的J型组织是建立在同质化的人群、稳定的社会关系和集体主义等条件之上的，而美国的A型组织是建立在异质化的人群、流动的社会关系和个人主义等条件上的。所以，同样是寻求组织融合之道，麦格雷戈张扬个性，大内推崇氏族（clan，指高度融合的集体）。而这种氏族会不会泯灭个性，会不会引起人性异化，大内缺乏必要的论证。
匿名回答于2021-07-11 04:4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