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成帝纪》记载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夏四月，黄雾四塞”。在《汉书·五行志》里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
看了这段记载，以今天人们的气象学知识，很容易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沙尘暴，而且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天象并非是超越了寻常的范围。但在古人则不然。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上古时期的气温要比今天高，黄河流域的气候特征也和今天有明显的差异。河南古称豫州，说明这个地方在那会儿有象出没。在今天河南的气候条件下，大象很难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因而，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湿润，植被茂盛，人们并没有见过沙尘暴。
但是，情况在西汉中期以后就逐渐发生了改变。一则说，从西汉中期以后气候开始转凉，气温大幅度降低，黄河流域的降雨量也明显减少，大量湖泊干涸，甚至影响到主要作物的分布范围。此前中原地区也大量种植水稻，但在气温转凉以后，就逐渐从水稻转为小麦了。而且就在西汉中后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夺取了黄河上游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地。为了控制新取得的土地，汉朝推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向边境地区大量移民。而这些中原移民的到来，自然也将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带到了这些地区。从游牧转为农耕以后，西北地区的植被发生重大变化，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气候条件的转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为沙尘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剩下了也就是等一场风而已。建始元年夏四月，这场风凑巧来了，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沙尘暴。
对于西汉王朝上下而言，这场沙尘的到来并非是一种气候现象那么简单。在古人的观念中，天是最高的权威。但天又不会说话，于是天只有通过各种天象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古人认为，世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上天就会通过各种祥瑞来给世间的帝王表达嘉奖。所谓的祥瑞包括庆云景星、嘉禾醴泉、凤凰翔集、麒麟郊游等等。而如果人间的政治黑暗，百姓流离失所，上天就出灾异进行警示。首先出现水旱灾害，这是小警告，而如果帝王不知警醒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异端，包括地震、日蚀等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详细的表达，这并非是董仲舒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普遍的信仰。《汉书·五行志》就是根据灾异理论记载了有史以来的各种灾异。而建始元年四月的沙尘暴，肯定是要被重点记录的。
在汉人看来这场沙尘肯定是有所指的。具体到建始元年，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就在这一年，汉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开始掌权，也就在这一年，汉成帝又封舅舅王崇为安成侯，封舅舅王谭等五人为关内侯。这件事在当时人们看起来显然是不符合惯例的，当年刘邦的白马之盟中约定“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而如今汉成帝如此宠信外戚王氏，无功而侯者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是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但一般情况下，对皇帝的重大决策进行批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旦被皇帝认为你在妄议当今指斥乘舆，有掉脑袋的风险。而这次沙尘暴，凑巧给人们送来了保护伞。比如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就认为出现沙尘是“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髙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
既然舆论的矛头指向了王凤等人，王凤等人也不得不做出姿态上书辞让封赏。而事实上，汉成帝受制于王凤，根本不可能接受王凤等人的辞让。汉成帝下诏将这次异象归结于自己“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甚至于在几年后，汉成帝把所有的舅舅都封为列侯。
既然如此，人们自然就将批判的矛头对向了皇帝。西汉的儒生不像后世的儒生，他们不仅敢于言事，而且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根本不存在着万世一系的王朝，因而也不存在必然对某一家一姓的绝对效忠。而这次的天象在部分儒生看起来，恐怕就是天命转移的某种迹象。不久后儒生谷永就上书皇帝：“元年正月，白气较然起乎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申以大水，著以震蚀，各有占应，相为表里，百官庶士，无所归倚，陛下独不怪与？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正式警告皇帝，这次沙尘暴，就是你们家即将下台的标志。
西汉的皇帝在强调其合法性时，君权神授是一个重要的论证模式，他们以天子自居。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接受灾异学说，承认灾异是上天对人间的批评，尤其是对帝王的批评。当然，他们能从多大程度上改正，那是另一回事。但在灾异发生之后，皇帝往往会下诏内省，要求臣下进言。比如在这次沙尘发生之后，汉成帝就下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而借机向皇帝建言，纵然皇帝不能接受，也不会立即带来灾祸。
将近四十年后，王莽凭借着外戚王氏的根基，最终夺取了刘家政权。后来的人们更加坚信，建始元年的那次沙尘暴正是老天对王氏将兴的一次警告。再到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沙尘暴越来越多了，人们见怪不怪，也就很少再有类似的联想了。而且随着人们理性观念的提升，普遍将各种灾异看成是简单的自然现象。也不再将自然与人事之间进行机械地联系。相对而言，在失去了天意的保护伞之后，类似汉代儒生那样借天象进行激烈批评时政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
匿名回答于2021-02-01 23:21:14
在我国历史上，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危害程度，与我们近年来领略的沙尘和沙 尘暴相比，都毫不逊色。
关于沙尘灾害：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十一月丙戌，其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土雾竟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酸人鼻”。同日，南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十一月丙戌，齐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土气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三日乃止”。如此，则是由山西北部至江苏南部同时起沙尘，北方六日，南方三日，绵延数千里的范围为沙尘笼罩数日。
由沙尘天气造成严重灾伤的事例，最为显著的当属发生在元朝的两次沙尘灾害。其一，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二月，“诸王薛彻都等所驻之地，雨土七昼夜，羊畜死不可胜计”。其二，是大德十年（1296年）二月，“大同雨沙，毙牛马二千，人亦有死者”。
关于沙尘暴灾害：
史载，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风，刮倒宫墙，压死数十人。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风，一百六十一人毙命。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地区被压死者多达千余人，这是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沙尘暴。更骇人听闻的是，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四月丁丑，金统治下的利州（今辽宁省喀左自治县）大风，损坏民居、官舍十之六七，木、瓦、人、畜皆飘扬十余里，死伤者数百人，地方长官同知州事石抹里也被压死。
历史上，沙尘暴天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发生在元大都（今北京）的一次。史书记载，是年三月庚子，“京师有大风，起自西北，飞沙扬砾，昏尘蔽天，逾时风势八面俱至，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自后，每日寅时风起，万窍争鸣，戌时方息。至五月癸未乃止”。这次沙尘暴，竟在北京地区肆虐长达44天。
沙尘和沙尘暴灾害的共同恶果，就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的破坏。例如，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大同路大风，沙土游走，壅没麦田一百余顷，万亩良田转瞬成沙丘。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 正月二十七日，河北省南乐“大风霾”，平地积沙二寸许，大片沃土即刻变沙壤。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边防。例如，唐朝设在河套地区的北方军事重镇夏州，就曾遭受流沙的围困。史载，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由此可见，在一千多年前，流沙就开始了吞噬城市的行动。
匿名回答于2021-02-01 23:23:02
正史记载，公元 300 ～ 1909 年，我国共发生尘暴 436 次，尘暴日数达 901 日。根据每 10 年中尘暴的次数与日数之乘积以值，推测尘暴频发时段有 ：公元 480 ～ 509 年，1170 ～ 1219 年，1690 ～ 1729 年，1840 ～ 1879 年，在这些时段内的以值都不小 于 25，对应于历史时期中的冷干期，在所研究的 1610 年内，每年降尘的平均厚度约为 0.54 cm。
匿名回答于2021-02-01 23:2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