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1：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相同的规律，没有那个国家能对抗或者逃脱规律（实际上，我认为上一个试图挑战这个规律的苏联已经解体了，尸体还热乎的了）。正所谓生产关系不满足生产力的话，会造成生产力发展的滞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过度滞后会带来生成关系的剧烈变化。
假设2：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人口和产业都不会平均分布，而是满足二八定律，大部分人口和产业都会聚集到少量大城市。越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聚集程度越高。
假设3：统一国家的市场，资本，劳动力应该是自由流动的，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国家内的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使不同地区的人均GDP趋同，也就是在集聚中实现平衡。注意，是不同地区的人均GDP趋同。
推论1：要顺着规律推行政策，不能逆经济规律。
推论2：正视人口和产业会在经济规律下向大城市聚集，按这个现实制定政策，不能总是想着办法通过户籍，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歧视来控制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同样，各个省份要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而不是发展光伏就全国各个省份都发展光伏，发展云计算就各个省份都发展云计算。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推论3：市场份额大的地方，劳动力数量应该也多，资本应该也更多，所以发达地区对资本（包括土地），劳动力的需求更多，应该正视这一现实，而不是限制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和人口涌入。扶贫应该是将贫困地区的人口自由迁移到富裕地区，而不是把资金投入到回报率低的贫困地区（实际上，很多地区的扶贫款都曲线绕道经济发达地区投资了，无他，投资回报率高啊）。自由移民才是减少地区间差距的真正有效途径。
推论4：中国应该警惕“资本深化过度”的危险，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迟早会出事。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国单位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都偏低。如果只看第二、三产业，中国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简称“就业弹性”）只有越南的一半。不错，中国比越南更富，劳动工资更高，因而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相对更少。但即使与人均GDP更高的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相比，中国每单位非农业产业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率也要低一大截。更令人担忧的是，已经相对较低的就业弹性还在下降，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滑向“资本深化过度”的境地。
奇怪的是，如果看数据，这种资本深化的趋势在中国的中西部更为明显。自2003年以来，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历了更快的工业增长，企业平均规模与资本劳动比都出现了更快的上升势头，而且这种趋势在这一轮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模式取决于资源禀赋，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对中西部而言，目前这种工业加速发展，并且资本加速深化的局面符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吗？恐怕没人会点头。
匿名回答于2021-03-02 06:3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