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清帝第二书》里，康有为先是向光绪皇帝分析了天下大事，痛陈了《马关条约》签订的种种不利影响，并对清政府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进行了批驳。对于割台湾的危害，他说：“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康有为对于割地求和的危险比清廷的大员们看得清楚的多，对于危害性更是看得透彻，康有为是站在天下苍生的角度来看待割地求和，而清政府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北京的这一小片地方，而不惜出卖其他省的人民。一个政府只想着自己的特权小集团而不顾天下黎民，其气数已尽矣，不亡天理不容。
康有为还在此文中提出了“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康有为在之前已经很系统的研究过西方的先进社会，否则他提不出来这六条很“西化”的富国之法。在当时那个信息传播并不是很发达、传统中国封建文化占主流的社会，康有为能够把眼光放到海外强国，能够很系统的去研究西方先进的地方，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是相当有国际战略眼光的
匿名回答于2021-03-21 18:5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