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这是大多数汉人对神明的态度。过去，因为佛教的寺院遍布全国，所以有人说，汉人中佛教徒居多。这是胡扯。佛教称不出家的男女信徒为居士，要遵守五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每个人不妨环顾周遭，遵守这五戒的汉人有几个！毋庸置疑，汉民族中虔诚的宗教信徒甚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大多只知有求于神明而不知何谓敬畏神明和生命。而这就是中国宗教的特点。
匿名回答于2023-09-18 18:37:01
佛道教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卷帙浩繁，但却缺少通俗易懂可以在大众中流行的普及本，一般人很难参悟佛道教深奥的教义。
僧人道士中学识渊博、精通佛经道藏、造诣深厚的大师寥寥无几，多数佛道教僧侣忙于应付法事、修庙塑像，有些人甚至不惜以此为名，大肆聚敛钱财，完全置佛道教的宗旨与特色于不顾，将宗教变成了生意。
以至于佛道教表面上虽然金碧辉煌，神圣庄严，但其内部却由于某些败类混迹其间而难免人欲横流、铜臭泛滥；在思想上、教义上、信仰上无力占领制高点，无法大规模地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资源的各类精英与具有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知识分子。
佛道相比，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偏重养生练功的特征，虽然也能吸引一些人，但却使其在宗教上更为衰落。至于中国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则更是重形式、重活动，只在“民间”、草根中流行。
它的文化性、娱乐性与反智主义倾向使它远离神学思辨、远离理论；它从未试图从神学、哲学与思想理念上征服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与上层人士，而没有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大量介入与参与、没有源源不断、“与时俱进”的社会营养与文化营养，佛道教与民间信仰是不可能从理论上提高、在教义上更新，不可能“现代化”，不可能成为亿万民众的生活方式的，这是现代社会冲击下中国传统宗教与信仰面临的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
由于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堕落、蜕变和MKS主义的无效性，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希望向传统要资源，以此代替昔日的MKS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
但产生在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等级制，不可能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畅行的当代社会中今人的需要。
此外，从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说，儒家思想虽然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提倡教化，但却不讲灵魂，不信超验，不谈来世，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不是严格的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
儒家思想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应该继承其精华，一些学者也为此在努力，他们被称为“新儒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今日中国人的信仰支柱，甚至将其宗教化、立为“国教”，则是不现实的，尊孔复古的倒车行不通。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分布广袤、根基雄厚，但它们都只是某些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载体，也是这些少数民族身份与特征的代表，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带有极为明显的民族与区域特色，难以在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中传播，难以影响中国的主流社会。
反观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现有的各种宗教与信仰体系中，尽管目前身处边缘，但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基督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产生于中东、发达于欧美、流行于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无可置疑。基督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普世性的信仰体系。历史上，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是否流行，并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可以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地理位置上差别极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把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道德基础服务于自己的人民与社会。
在神学教义上，通过高度发达的宗教思辨哲学，基督教构建了精致、庞大而又开放的神学体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神学家，不断地汲取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家在认识论与本体论方面所做贡献的精华，对涉及真理、宇宙、生命、灵魂、死亡、救赎、罪恶等一系列人类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按照时代的要求，及时地进行论证与回答。经过二千年来无数神学家的努力，基督教的教义与伦理道德标准发展的相当严密、完备，既体现了圣经原则与基督教传统，又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极强的普适性。对信仰基督教的个人、民族、国家而言，基督教在作为信仰体系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方面，卓有成效。
在基督教的传播上，每个基督教徒都将传播福音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这种人人主动传福音的特点，使基督教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基督教非常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普及基督教的教义与神学思想。基督教的文字事工也极为发达，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应有尽有。更最重要的是，各国基督教都是通过积极推行教会本土化的方式存在的。事实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和圣经原则与本土文化完美结合的结果。基督教传到了哪里，就会在哪里出现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新版本。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得到了传播，自身也在不断地汲取营养、发展壮大。
面对人类遇到的种种挑战，基督教既讲来世，也重今世，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以个体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要务，重视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又强调人的原罪、人性的软弱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强调正义与公正、秩序与敬畏以及末世审判。基督教对人的定位及其基本教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欧美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根据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制定了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以反对或批判这套规则，却无法脱离这套标准另搞一套。相对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及其他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基督教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队，没有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基督教国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匿名回答于2023-08-19 05:16:41
我们先来说制度性宗教是什么？制度性宗教有自己独立的神学和宇宙解释系统；有独立的宗教生活、组织方式；也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神学阐释、负责祭祀活动。主要特点是，它可以独立于世俗体系之外运作，自成一种社会制度。
在传统社会，有三种制度性宗教方式。第一种是起源于巫文化的本土宗教，成型于商代，盛行于先秦到西汉时期。这种宗教后来逐渐消失了，一部分内容被民间的巫师、占卜师继承，在传统社会里，他们是一种独立行业，掌握着上古时代流传的神秘方术，游离在世俗社会之外。第二种形式，是混合型的宗教团体，他们的组织性很强，行事隐秘，比如白莲教、天理教。
第三种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在学术上被称为高级宗教。它们有合法地位，可以公开存在，代表就是佛教和道教。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世俗宗教生活里，老百姓也经常去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里烧香还原，这是佛教、道教面向民众的一面。同时，佛教道教也是中国世俗文化艺术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这些宗教场所的本质属性，是为和尚尼姑、道士道姑这些出家人提供与世隔绝的环境，用来修行和研修经典教义。抽象地说，每个封闭的寺院，都是一个区别于世俗的社会组织，有一套比较独立的神圣秩序。
按照这本书的比较，上述三种制度性宗教，从宋朝开始衰落，到了明清时代，已经处于了相对弱势对位。宗教人士想拥有独立的、重要的社会影响力，需要直接领导大量有组织的信徒才行。巫师是很早就成了受人歧视的边缘行业的；而混合型宗教团体，一直被政治力量高度警惕，属于“一露头就打击”。
而佛教和道教，早就不像南北朝或唐朝时那样风光了。南朝的梁武帝全力推动佛教信仰，自己出过好几次家；唐朝皇室也长期尊崇道教。我们不做历史的对比，既然这是本社会学著作，还是尽量用数字来说话：按照统计，20世纪初，全国佛教、道家的出家人比例大概在五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根据杨庆堃估计，在整个20世纪，出家人总人数大概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这个职业僧侣的比例，相对全世界宗教国家来说，是相当低的。而且，大部分寺庙道观，早就没有专门的出家人修行和管理了，是由当地士绅雇佣社会人员维护的。按说，规模小点儿也没关系，如果内部成员相互间联系紧密，也可以形成组织网络，对社会政治施加影响。更重要的是，佛教在清代已经没有名义上的全国性“总部”了，那些坐落于名山大川中的千年古刹，只代表名义上的各宗派，但并不拥有实际权力，只能影响一小部分有学识的僧人。
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居于主流的，还是分散性宗教。分散性宗教同样具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和信徒，但它没有独立的制度和运作形式。在中国，分散性宗教普遍地渗透进了世俗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宗族秩序、政治网络这些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中国的分散性宗教，主要表现为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哪种具体宗教。我们刚才说到：中国传统的宗教局面，是佛教道教和世俗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类似于“大杂烩”的状态。比如，过去的民间有一个常见现象：在乡下的寺庙里，出家的和尚道士自己都说不清自己信仰的是佛道中的哪一派，他们过得是和世俗之人同样的娶妻生子、吃荤饮酒的生活，老百姓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从制度性宗教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不合教义。但从社会学的功能视角观察，这是分散性宗教之下的合理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真正主导民众意识的，不是某一个宗教描述的彼岸世界，而是民间共同信仰的道德权威。按照儒家所说的，是以“神道设教”来教化民众。
许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这种局面就是低等的迷信。而杨庆堃通过对比，确认了这是另外一种存在形式的分散性宗教。它用自己的形式，来发挥社会功能。
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的形态是完全不同的，我举个例子：在传统社会，维护最好的宗教场所其实不是寺庙，是什么呢？你应该能猜出来：是民间各个家族自己维护的宗族祠堂。人们在本家族里，过得才是真正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生活。宗族的所有成员，一生都要按照自己的辈分、性别和家庭地位，在家长的组织下，有秩序地参加家庭祭祀。在葬礼、超度这些仪式上，虽然有专业的神职人员、也就是和尚道士参与，但他们不是组织者，而是受雇者。
前面说的各行各业的行会也是这样。商会的会长、行业的首脑也不是专业神职人员，但负责组织本行业内部的祖师爷、保护神的祭祀，这是维系从业人员凝聚力和行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过去是非常严肃的。
这才是分散性宗教的运行方式。并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宗教系统来组织宗教活动和民众的生活。各种宗教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性地维护着不同领域里的社会秩序。
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制度性宗教的教义大多否定现世，经常要打破世俗的传统，推行自己那一套独立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比如佛教的剃度出家，在南北朝时代开始提倡素食等等。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更是全面改变了欧洲人的世俗生活。而分散性宗教因为没有独立制度，所以会致力于维护现行的社会价值观和习俗，并且为这些既有生活方式赋予一层神圣化气质。这就推导出了一个假设：中国传统社会能够维持长期的保守性稳定结构，也许不只是来自大一统的王权政治，也有分散性宗教的作用。
所以，从宏观来看，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以分散性宗教为主。它的表面表象，既可能是佛教、道教这种制度性宗教，也可能是民间宗教或者其他信仰。但真实的形态，还是以社会生活或者家庭生活为基础，主动地融入世俗秩序。杨庆堃等很多学者，都对这种现象持肯定态度。从社会功能视角来看，没有哪种宗教一定是典范，简单地说就是：“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管用就行。
匿名回答于2023-08-24 08:4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