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司马芝派遣刘节的门客王同等人去当兵。掾史阻止说：“刘节家里从来就没有派人服过摇役，如果他们到时把人藏起来，一定给您造成亏空。”
司马芝不答应，给刘节写了封信说：“您是豪门大家族，又在郡里担任重要职务，而您的宾客经常不服劳役，黎民百姓早就心怀怨恨和不满，有些流言已经被上级听到。现在征发王同等人去当兵，希望您能按时派遣他出发。”
士兵们已经在郡里集结了。但刘节把王同等人藏了起来，还乘机让郡督邮伪称征调军队士兵去向管县索要。
县里的掾吏没有办法，请求让自己代替王同去当兵。
司马芝就派人骑快马把一封信送到郡城济南，信上详细列举了刘节的罪状。
太守郝光历来敬重司马芝，很相信他，当即下令让刘节代替王同去当兵。
青州人民称司马芝能让郡主簿去当兵。
后来司马芝升作广平县令。征虏将军刘勋，地位尊贵，受宠骄横。
他又是司马芝原来所在郡里的将军。刘勋宾客和子弟们在司马芝的管界内多次犯法。刘勋给司马芝写信，不署上姓名，却在信中多次嘱托司马芝帮忙。司马芝没有给他回信，一概按照法律处理。以后刘勋由于行为不轨被诛杀，与刘勋交往并有关联的人全都获罪，而司马芝却因为不徇私而被人们称道。
不久，司马芝被提升为大理正。有人偷窃了官府的白绸放在厕所上面。
吏卒们怀疑是女工干的，就把她们抓起来关进监狱。
司马芝说：“处罚罪行时的失误，都是失误在用刑过分苛刻残暴上。现在先找到了赃物，然后才去审讯，求得供词。
如果她们经不住拷打，有可能被迫说假话承认偷窃。
根据假话定的案情，是不能用来判断罪案的。
而且执政宽大简便，使人民容易服从，这是德行高尚人物的教化。不放过一个有罪的人，只是平庸世道的治理方法罢了。
如今我宽恕了这些嫌疑犯，用来发扬使人民容易服从的道义，不也是可以的吗？”
魏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司马芝历任甘陵、沛郡、阳平等地太守，所到之处都有政绩。
黄初年间，司马芝被调入京城任河南尹。
他抑制豪强，扶持贫弱，私下请托也行不通了。
正遇宫中太监想托司马芝办事，又不敢开口讲，就通过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传话。
董昭也害怕司马芝，不给太监传话。
司马芝给下属官员们写了告示，规定教令说：“君王能够设立法令，却不能让吏员们一定不违犯法令。
吏员们能触犯教令，却不能让君主始终不知道。设立了法令却有人违犯，这是君主的不足，官吏们触犯了教令让君主知道后，就是官吏们的灾祸了。
君主在上面有劣政，官吏们在下面造成灾祸，这是政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大家能不以此自勉吗？”
于是他下属的官吏们没有不以此勉励自己的。
门下循行官曾经怀疑门干偷了发簪，门干的说法与此不相符，曹掾就把他抓来判罪。
司马芝下令说：“凡是事物都有相似得难以分别的，如果没有离娄那样的眼力，很少能不受迷惑。即使真是门干偷的，循行官怎么会忍心把一个簪子看得那么重，却把伤害自己的同类看得很轻呢？这件事放下不要再审问了。” 魏明帝继位以后，赐给司马芝关内侯的爵位。不久，特进曹洪的奶妈当，和临汾公主的侍者共同祭祀了无涧神，被关进监狱。 后来，司马芝任大司农。在此之前，各地典农属下的吏员和百姓，纷纷从事商贩行业，以此谋求利益。司马芝上奏说：“王者的治国方法，崇尚农耕本业，抑制商贩这些末梢的行业，发展农业，重视粮食。武皇帝特地创设了屯田的官员，专门从事农桑事业。建安年间，天下的仓库都装满了，老百姓也家家殷实富足。自从黄初年以来，允许各典农官自己发展经济，他们纷纷给自己的部下打算，这实在不是创立国家大业所应有的作法。王者把四海之内作为自己的家。所以《论语》上说：‘百姓不富足，国君哪能够富足呢？’富足的原因，在于不误天时而且能克尽地力。如今商贾们经商谋利，虽然能得到成倍的明显利润，但对于统一天下的大计却已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还不如去多开垦一亩田地，增加收益。农民从事田间耕作，从正月里耕地播种起，锄地耘田，修整桑树，放火烧荒，种麦、修打谷场，收割庄稼，到十月才完毕。然后修整谷仓，绑起浮桥，运输租赋，修平道路，架设桥梁，粉刷居室，堵塞墙缝，一年里没有一天不从事农业劳动。现在各位典农官都说‘留下的人给外出经商的人代干田里的农活，替他们服劳役。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这样做。想不荒废农耕，就应该让我们平素留有余力。’臣下的愚见是，不应该再用商贩的杂事来扰乱农业，要专门把农耕蚕桑当作要事，从国家大业考虑，这样才是方便有利的。”魏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司马芝性情豁亮正直，不以严格廉正自矜。他和宾客们谈论时，有认为不对的，就当面指出他们的短处，回来后再没有什么别的怪话。司马芝在任职期间死去，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自从魏国建立以来到现在，历任河南尹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司马芝。
匿名回答于2019-08-16 16:3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