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社会建设全局定义教育的本质与价值，视教育为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的工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失望于改良路径，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的启发下，信奉俄国式革命方法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获得“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新教育必须与新经济、新政治相适应，必须抛弃一切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与伦理之束缚。他在《青春》中指出，“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促进新道德，建设新文化。陈独秀亦在《新青年》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在《答孔昭铭》中说道：“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
恽代英于1917年发表《社会性之修养》，将“修养社会性”作为社会事业甚至救国基础。他在《致沈泽民高语罕》《国家主义的教育》等文章中深刻指出，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饭碗主义的形式教育是没有希望的，“于救国全无益处”。他号召青年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投身救国运动。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把庚子赔款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经费，以此消灭掉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我们必须反对他，比反对经济、政治与武力的侵略更加倍努力才好”。
杨贤江指出，教育是依据经济构造以成形，且跟随经济发展以变迁的。教育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而且以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教育是通过培养“特殊的劳动力”和精神文化的再生产来影响社会的。他阐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指出不同时期的教育都要服务政党政治斗争的需要。在革命过程中，教育是革命党人用作觉醒、动员、组织民众的武器；在革命成功后，教育更要担负起教导、训练民众的责任，以培养新社会、新经济制度下所需的“特殊的劳动力”。
第二，教育以所有国民为对象，启发广大人民的自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总结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教训，对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深知革命成功在于发动起广大工农群体，在于唤起一切国民的觉悟。五四运动中不仅有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逐渐成为斗争的主力。这一现实鼓舞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启导全体国民觉醒的决心和信心。
李大钊指出，劳动大众是社会的主人，教育必须首先满足他们求知的需要。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中指出：“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版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而“民主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在李大钊的号召下，劳工教育成为普遍共识与共同行为。夜校、半日学校、贫民学校、图书馆、书报社、乡间学校、农民补习班等教育机构普遍施行。
陈独秀则关注到中国农民问题，指出，“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基于此，他特别强调要对乡村民众开展教育。
李大钊分析指出，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因而，“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他主张妇女应当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接受教育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为代表。这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教育引导密不可分。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希望，首先在青年人的觉醒，只有青年人觉醒了，才能担当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任。“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高度重视青年人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养成，尤其注重对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布《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希望以此来改造、塑造中国青年的精神。他们也都明确号召青年要到工农群众中去，走出一条青年教育与工农结合的新路径。
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打破传统士农工商的教育权差异，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占人口半数的女子、人群中最活跃的青年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使人民具有了基本的知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从一开始便确立了中国教育的人民性。
第三，探索出中国独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大部分人，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等都有过勤工俭学的经历，他们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者，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成长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家和提倡者。李大钊是最早宣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代表人物，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撰文主张“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他还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探索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工读结合”，即工者与读者两种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以赴法勤工俭学和工读互助团为代表；二是先进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兴办学校，为生产劳动者提供知识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启蒙，他们自觉“出发往民间去”，在全国各地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班、平民学校等；三是以亲近和走进劳动者的态度与方式，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实践。如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动穿起工农的服装，学习工农的语言，从事工农的劳动，领导工农的运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形式转向实质，彻底摆脱了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封建教育。回望百年之前，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透彻领悟和实际运用，富有洞见而深刻的教育思想，既着眼整体又扎根大地的教育实践，今日看来，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匿名回答于2023-10-05 09:46:52
2．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整个教育事业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和方法上有不断的新的发展。这是教育方针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3．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是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标准。“德”不仅仅是品德，还同时包括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智”也不仅仅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发展智力，还包括养成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体”同样不仅仅讲体格、体能和体质，还包括掌握体育知识和技能、娱乐身心、培养高尚情操等。德、智、体全面发展将促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匿名回答于2023-09-21 12: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