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相对稳固的阶级，觊觎权力的风险、成本大。如何保证经济特权不变是需要政治力量作为基石的。皇权时代的士大夫已经失去政治主权（政策制定），沦为权力的执行者后，这个被皇权控制的阶级如何在不占有政权下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政治意图，是士大夫考虑自身、试探皇权的核心。
道统是封建、皇权过渡交替时期，逐渐失去政权的士大夫糅合了哲学理论、史实、神话高度混合的意识形态，以维持政治规范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意识，是皇权时代社会结构的主流政治意识。
谱系
在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道统传袭谱系中最理想的状态是政统与道统的二而一。但历史的经验则是政道分离。文武二王后，儒家道统引出周公旦。旦以王叔之位摄政，是“周礼”的创制者，更是一位集威权、规范之知、政权于一身者。其后孔子在血统上的“政权”素位，却被儒家谱系尊位“素王”，自孔子始，政道分离。皇权时代不断再认而成“万世之师”，也是皇权对士大夫阶层的怀柔。
师儒的政治理想于政道合一而王道天下。实际执政系列——政统，为“事”之业；应该如何执政系列——道统，为“理”之业。形成权力的双重系统，就有事理二者是否合宜之说，合则“邦有道”，师儒出而仕；不合则“邦无道”师儒退而守。在精神上也构建了退而守拙的桃花源，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间进退自如。
在道与政的博弈中，道统是无法与政统抗衡的。因此费孝通先生在文中以三人总结出了三条与政统博弈的方式。一者董仲舒的灾异说：主张限制皇权，防止皇权肆无忌惮的乱作为，其果并未“改变皇权性质”，反而成为“改统的根据”；二者公孙弘的屈服，利用师儒统治人民，“做官、事上，开师儒为官僚之风”。三者韩愈道统，帝用士用儒，士儒自荐于朝。
传统中国的悲剧在于传统社会结构中，血统观念的异常强大，政统与血统的关系无法剥离，道统的第三者模式让道政合一几乎没有实践的机会。千年来没有发展出剥离血统与政统的有效理论与实践方式，反而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模式中自鸣得意。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实践机会——王莽改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至此道统一边倒向政统，依附政统。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士大夫精神、精英精神在汉已死。
在正统与道统、皇权与绅权、极权与民权中纠缠的传统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愣是没有孕育出新的治理、权力分享方式，这不得不让人惊讶。这和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多么相似……
匿名回答于2021-07-18 00:5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