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回答于2019-06-19 23:24:25
孔子面对着春秋时期的混乱，他不得不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以期能唤醒人们的本质、内在的“仁”心，阻止私有欲望的膨胀，阻止私有制战争的频繁发生，以维护尚存于形式的周王朝。孔子的“好古”，实际上就是重视历史的经验，而对历史经验有了借鉴，才能更好地向前看；有了故旧的经验，才会有新的发挥与发展。换句话说，一个人有了相当的文化、知识，有了底蕴，才能将旧有的、过去了的经验发扬光大。这样的人才能为政，才能有所进步。若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没有过去的经验为底蕴的人，没有以历史为鉴的人，他也就不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匿名回答于2019-06-20 00:01:58
匿名回答于2019-06-20 01:16:21
在交换、票决的(七午马)情急之时，突出“述”主题“而”“不”按“作”文程序叙述做作，以引起投币投票者重视主题的意思，不是只叙述不创作，不写作的意思。否则，孔子为什么还要写《论语》等著作！
例如:
《红楼梦》第七回为突出封建社会在婚姻交情、交换、票决(七午马)上的不公，爬灰、养小叔子，看人下菜安排工作，不等价交换，按劳取酬的假恶丑主题，写焦大骂贾家主子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的话，就是按《论语.述而第七》篇中的“述而不作"，不按作文语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叙述。
详见拙著《破译<论语>背后的龙学密码》。
(文/刘树成)
匿名回答于2019-06-20 02:31:30
为什么孔子是述而不著，儒学仅以学问面世？
第一个问题，孔子述而不著，我想最大原因应该是时机不成熟。
1.在学问还没有大成之前，谁敢下笔千言？历史上能著书立传的，无一不是写了又写，改了又改。而孔子如果提前写下了一些话，而后又改了，那么不就是打自己的脸么？
2.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增长学识，游历说服，宣扬儒学。没有时间安安静静的写书啊。大家知道的，孔子也不是天生圣人，也是要学习的，也曾问道老子。然后为了发扬光大，也周游列国。甚至也有一段时间，饭都吃不上。你说，这种情况下，换你，你能好好的写书么？
3.从人性的角度，写下来，那就是“黑字白纸”，不可更改。可是说出去的话，还有可能圆回来。再加上，咱们现在看，很多古语都是冲突的，自然也就不难看出，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的时候，说要比写容易多了啊。
4.最后一个角度是，儒学，并不仅仅是孔子一个人的学说，而是许多人在其思想上不断完善的一门学说。因此，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取其精华融合而成的。
好，咱们再来说儒学仅以学问面试这个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不是太准确。众所周知，诸子百家中有很多是真正的“实干家”，如墨家、农家、法家，这些都有具体的承载，如军事生产器物，如律法等等。但是也有更多的就是学问，而儒家，就是以学问见长。
它的礼法制定也是在后来的基础上完善的，不能说儒学仅仅是门学问，但它确确实实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问。以至于大到，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读孔老夫子的书，才能做官的。而读书人高高在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再加上他们君子远离庖厨，五指不沾阳春水等等不接地气的做派，也就造成了儒学仅以学问面世这个印象，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印象来源吧。
匿名回答于2019-06-20 03:10:40
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但孔子说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有战乱的国家是不去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智慧和西方哲思的相异点。
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没有亲手写的著作，都是后人记录下来的语录。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但苏格拉底认为他主要是通过谈话的方式启迪人们的心灵，原因不同。并且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言行方式也不相同，主要原因还是两者的思想方式不尽相同，从这里出发，便可以领略到中国“言教”式的对话和西方自由辩论式的对话两种方式的不同，也可以看到中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
苏格拉底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总是提出问题，引导对方说出答案，并且从不强迫对方相信自己判断，在他与别人的对话中完全是没有前提的，是自由的，可以说整个对话任凭它自己的走向，因为苏格拉底相信语言有自己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会使得对话方向越来越清晰，其实这个语言的能力反应到人身上，就是人的理性，正因为人都有理性，所以才会理解，包容，答案才能统一，起码能得到暂时的统一。
相反，孔子的言说多是具有权威性的，像是老师对学生说话，不容你的反驳，这一点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调。虽然孔子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是“学而知之”，但在对话中以“学成者”的身份自居。就像现在的老师，凡是学生知道的，我都知道，凡是我不知道的，自然也是学生不必知道的。孔子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是自知的，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必知道的，苏格拉底却主张“自知其不知”，就像他自己所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苏格拉底的主张，导致他到处和人结仇，因为他认为人们都是无知的，人们都应该自认为“无知”，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所以他到处和那些自以为懂得很多的人去谈话，去揭露这些人对话中的矛盾，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肤浅。这样做看似是对知识的一种热爱和追求，但在为人处世方面来看就很欠缺。孔子的方法却正好相反，“不愤不启，不徘不发”，即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口的时候不去启发他。通过比较就容易发现为何苏格拉底最后的下场悲惨，可以说不得好死，这也反映出中国人追求的智慧与西方的智慧所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古代哲学虽然不像西方哲学那样逻辑严谨，仿佛像“气”一样玄而又玄，但这其中的智慧却在为人处世方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变通，对于一个概念从不是直白的规定下来，就像《论语》中关于“仁”的对话就起码有七次，但是每次对话谈及“仁”时都没有明确给出概念，只是通过举出事例说明，往往只重结论不重过程，就像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以一道贯之”，但他是如何“学”，如何“思”却不曾说明。而苏格拉底没谈及一个问题，必先明确其中涉及的概念，否则一切关于这个概念的描述都无以生根，并且如果论证方法的逻辑不严谨，结论就是不成立的。
下面举个例子，孔子的学生颜回一天碰到一个人来请教问题，问道“一年有几季啊？”，颜回说到：“四个季节啊。”那个人说：“不对吧，应该是三个季节吧，不然我和你打赌，你输了就给我磕三个头，我输了给你磕三个头，怎么样？”，颜回很觉得这人肯定输啊 ，就答应和他打赌。这时正好孔子从旁边路过，颜回就去请孔子说出这个答案，孔子看了看这个人说：“一年有三个季节。”，颜回惊讶地看着老师，然后给那个人磕了三个头，那个人大笑着离去。等那个人走后，颜回问孔子，“不是有四个季节吗， 怎么成三个了？”，孔子说：“你没发现那个人浑身是绿色吗？他是蟋蟀啊，蟋蟀只能度过春夏秋三个季节，秋天繁殖过后就死啦。你和他说什么冬天呢？”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明有些道理不是谁都要明白的，但孔子的做法也表现出中国人独特的智慧，即“道理”。
我以为中国人所说的“道理”这个词是独特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这个“道”和道家的“道”应该有相近的意思。如果换成苏格拉底呢？他可能会不惜花费大功夫让这个人知道有四个季节。就像中国人讲究的做人要“外圆内方”，西方人可能永远也不懂。
但孔子的言传方式的弊端也给后代产生了危害，就像我们现在泛滥成灾的官样文章，总是“我们要……”，其实大部分都是受到《论语》的影响，并且孔子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言教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封建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一个自我循环、原地画圈的框架之中，尽管内容上还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年一仍旧制，几乎无变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松动。”
就像王小波所说，“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除了把世道和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管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谁要骂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就骂好了，反正我从小就不是好同学，只产生了一个极沉重的传统，无数的聪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倘若说到世道人心，我承认没有比中国文化更好的传统一一所以我们这里就永远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别的。 ”
中国文化当然是博大精深的，但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苏格拉底”式的还是“孔子”式的言传方式，我们要客观辩证的分析其利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如王小波所言，“……总之，说到知识分子的职责，我认为还有一种传统可循：那就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古往今来的一切大智者无不是这样做的。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
匿名回答于2019-06-20 22:02:06
匿名回答于2019-06-29 16:20:25
